日前，深圳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下称“深跨协”）会长王馨女士接受香港经济导报专访，深入剖析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机遇。在全球化竞争加剧、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王馨会长从深圳与香港的联动优势、中国企业的出海挑战、国际规则应对、深港双循环模式等多个维度，分享了独到见解。她强调，跨境电商已从传统贸易模式转向全链路革新，而香港的国际声誉、金融、物流、仲裁及国际化等资源，将成为中国电商企业走向全球的重要支点。以下是专访实录。

全球变局 中国跨境电商何去何从

记者：从“三来一补”到今天的“MADE in China”，直到我们现在自主品牌主动地走向了海外，中国企业的出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年。那么能否谈一谈，我们中国今天的跨境电商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王馨：从传统型的OEM，也就是来料加工产品，到自己设计产品，再到今天走自己的自主品牌，我们称之为OEM、ODM，再到OBM，也就是设计（design）和品牌（brand）的结合，中国走过了20年的历程。但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主要完成了生产加工的环节，而在流通环节，也就是贸易环节里，我们还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完成。而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不同，它是全流程的，从设计生产开始，一直到终端客户，整个链路都走完了。这个过程改变了消费格局，进而改变了生产链路。原来我们是先设计、生产、销售，再到终端，中间还要存货，资金通过银行流转。而跨境电商则是基于市场需求和客户大资料进行反向设计，生产后再通过互联网卖到全球，根据客户需求调整运输链和供应链。所以，今天的跨境电商重塑了整个产业链，从消费、生产、设计到用户需求、心理变化、商业模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记者：跨境电商和普通的传统型出口贸易有何分别？我们看到国内电商模式通常是B2C模式，那跨境电商是否也沿用着此路径？

王馨：跨境电商和传统出口贸易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全流程性和互联网属性。传统出口贸易往往只涉及生产加工和运输环节，而跨境电商则涵盖了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全链路。这种全流程的参与，让跨境电商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至于模式方面，跨境电商确实也沿用了B2C的模式，但并不仅限于此。实际上，跨境电商有两种主要的路径：一种是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B2C）；另一种则是通过海外仓进行批量出口，再由当地的合作伙伴或经销商进行分销（B2B2C）。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电商的互联网属性也让它具有了更强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通过互联网，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讯息、优化产品设计、提升客户体验，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记者：自从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虽然对中国的关税力度“有所打折”，但您之前也提到过，他的核心意图仍是推动供应链的中国去中心化。对此，您觉得今天内地企业出海有哪些难点和痛点？同时，中国的跨境电商是否会面临更大的税务压力？

王馨：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力度有所调整，但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仍在不断增加。这对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出口成本和市场开拓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从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到拜登，再到特朗普二次上台，他们推动的第一条策略就是“近岸外包”，把产业先迁出中国，放到其他国家进行。这导致许多国内的产业现在已转移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他们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税务成本等方面都比中国要低得多。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经济高速发展，质量上去的同时成本也跟着上来了，导致以劳动力、土地低廉的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所以，可以说中国企业在低端附加值产品上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中国在高端、创新、文化符号、高科技产品等方面却至少有5到10年的优势。

记者：就您提到的成本不断攀高问题，想必中国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也会通过海外建厂、建仓等方式来规避重税。这是否会令到我们国内的一个制造业和产业链的持续外移呢？我们对此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

王馨：短期内，企业可能只是通过海外建仓来规避部分关税，生产还在国内。但长期来看，随着成本优势的丧失，产能确实会转移到海外。进而影响到国内的就业、税收和产业升级。长期来看，如果国内不能有效应对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产业链空心化，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比如加强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政府也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来支援国内企业的出海发展。例如，《中国—马尔地夫自贸协定》生效后，双方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数和进口额占比均接近96%，这将为相关企业节省大量关税成本。

深港联动 引领中国跨境电商

记者：通过资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深圳在出口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内地沿海城市的。那您认为深圳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馨：我觉得深圳的跨境电商连续这十年一直是“遥遥领先”的，主要是因为它具备六大优势。首先，深圳是工业中心，引领了“粤港澳大湾区9+2的城市带”生产制造业；其次，深圳是信息中心，与国际信息的互动非常频密；第三，深圳是人才中心，跨境电商人才储备丰富；第四，深圳是金融中心，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融资相对容易；第五，深圳是创新中心，有很多的文化IP设计和产品创新；第六，深圳跨境电商的生态建设做得特别好，一年能举办100多场大会，涵盖了跨境电商的全链路。

记者：您曾提到香港的“海空联运”模式。那对于香港而言，如何通过“海空联运、智慧清关”等创新模式来巩固国际枢纽地位？

王馨：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之一，在跨境电商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其海空联运模式更是独具特色且优势明显。海空联运模式是指通过海运和空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货物的快速、高效运输。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海运成本低廉、运量大的优势，还能够借助空运速度快、时效高的特点来满足客户对时效性的需求。比如，我们在内地的海关检验完后，电子锁一锁上，到香港就不用再检了，直接运到海港或仓库。如此便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效率，对企业来说就是实打实成本的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香港港口和机场的优势，与内地衔接起来。

记者：根据最新资料，深圳跨境电商的出口额已经超3000亿元，而香港则重于全球的优质商品集中。对此，两地如何通过“出口+进口”双循环实现互补？

王馨：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过去40年里，深圳依靠香港的天然保税仓带动了经济发展。但未来，我们需要更新经济链，把香港的进口中心变成出口中心，成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关口。因为香港具备国际公信力，非常多的案例表明世界对香港品牌是高度认可的。具体来说，深圳可以依托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产品资源来开发更多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商品，并通过香港这一国际平台来进行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而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如果在这里建立品牌中心、认证中心、人才中心，就能把国内的跨境电商反向推向全球。同时，香港汇聚了大量国际化人才，跨文化沟通及专业能力强。企业在香港建立公司寻找法律顾问、商业咨询、会计等专业人士都比较容易。以上种种，皆可为内地电商企业出海提供强力支持。

记者：谈到合规方面，应对海外的平台垄断和规则不透明，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智慧财产权保护体系，是否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海外诉讼的防火墙？

王馨：这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国际规则和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而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懂得国际规则，如果与内地企业联动，可以规避很多壁垒和沉没成本。

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之一，拥有丰富的仲裁经验和专业的仲裁人才队伍，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高效、公正的仲裁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海外平台上遇到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和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香港作为智慧财产权保护体系完善之地，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全面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服务，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登记等方面的工作。帮助企业加强智慧财产权布局和保护力度；提高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

不讳言，倘若能把跨境电商的国际仲裁拉到香港来，就能省去更多海外诉讼的成本，为中国跨境电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记者：深跨协“K100战略”计划提出构建100个行业协会的网络，那么对于香港而言，香港的商会和国际组织将如何参与呢？

王馨：香港是一个自由之都，国际商协会鳞次栉比，且香港的很多本地品牌也可以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全球。我们希望未来深化协能与香港的商协会进行合作，乃至商协会的各界人士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商协会之间的联动，例如可以邀请香港商会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我们的研讨会，或加强与香港商会和国际组织的沟通等方式，带更多的商协会下游企业一块来做跨境电商。

当然，在推动K100战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力度，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以推动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

记者：未来十年，深跨协未来会推动哪些重点改革，来引领行业发展？

王馨：下个十年，我们将全面推动中国产业战略出海，带动内地的产业带形成品牌、IP、产业集群往外走。

同时，跨境电商行业是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且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们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与全球的大学培训机构合作培养复型人才。

此外，我们还将推动中国文化和IP的出海，赋能100个跨境电商行业的上市公司或品牌走向世界。同时，我们也希望与更多的商协会和国际组织衔接，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方面发挥作用。

以上，有相当多的需求其实和香港的优势是重合互补的，所以加强与香港的合作与交流力度，有利于共同推动中国跨境电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进程并实现互利共赢局面。